“要不是毛主席,没人能替我父亲平反”------军医高凤英

峮树

编者按 1939年6月24日，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，这位蒋介石花10万大洋买其人头却不得的一代名将，却被新四军领导人向蒋介石呈请而“枪刑照准”，年仅32岁。36年后，高敬亭的遗腹女高凤英冒着巨大风险上书毛泽东，请求中共中央澄清其父被杀原因，并作出结论。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亲自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。1977年4月27日，沉冤38年的高敬亭案得以昭雪。2013年冬，乍冷还暖，高凤英女士在家中接受了本刊编辑王金梅的采访，讲述她为父亲平反的坎坷经历。
中国“我母亲要不是坚强，早死过了”
　　王金梅：1939年您父亲高敬亭被错杀时，您多大了？
　　高凤英：当时我还在我母亲肚子里，我父亲1939年6月被杀，我是这年8月出生的。我还有个姐姐，当时才刚刚一岁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母亲史玉清也是一位老红军，曾经的“金刚台英雄八姐妹”之一，您父亲被错杀后，她也受到牵连了吧？
　　高凤英：我母亲15岁就参加革命，1931年入党。之前因为家里穷没读过书，后来有点文化都是自学的。她人很坚强，又机灵能干。当年金刚台8个女兵，最后有的给国民党捉去了，或卖掉或给人做了小老婆。我母亲却从没被捉到，因为她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熟悉环境、查看地形，猜想如果敌人上来的话，她要从哪里跑。听她讲，我父亲被关押不久，她就被软禁起来了。父亲被错杀后，她受到牵连被开除党籍，成为“反革命家属”，遭到无尽的歧视和打击，甚至连平时的战友、朋友都不能与她有任何接触。我母亲自尊心很强，参加革命后各项工作从来不落在别人后面，却一夜之间成为打击的对象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。我母亲要不是坚强，早死过了。她说，当时她也想过不如投河死了算了。但一想到我年幼的姐姐和肚子里的我，就于心不忍，而且也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。后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她决心不管受到多大打击也要活下去，把两个孩子带大。
　　王金梅：在这种情况下，您母亲能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。你出世后，跟着母亲也吃了不少苦吧？
　　高凤英：我出世后就和母亲随部队行军。当时部队给有孩子的人都安排挑夫，但我们那个挑夫身体有病，我妈把粮食都省给他吃，他还是把我掉到稻田里去了。我那时好小，都不知道哭。我母亲说一次行军途中，因为挑夫没劲，走得慢，我们掉队了。结果人家都到部队吃过饭了，我们还没到。后来部队负责人讲怎么到现在她们母女还没到，就派人来找。这才发现原来挑夫正带着我们往敌人方向走，幸亏找得及时，否则我们可能就被敌人发现，杀掉了。
　　王金梅：当时部队战友对你们怎么样？
　　高凤英：我母亲讲，其实那时大多数人心里对我们还是同情的。她生我的时候缺衣少食，我父亲又刚被错杀不久，但就这样她还收到好多好心人送的吃的、穿的，都不知道是谁给的，全是悄悄放在窗台上，不敢直接给我母亲。因为迫于当时的形势，大家表面上都不敢和我们多接触。我母亲说我刚会走路的时候，有一次她去打饭，旁边很多人在政治学习，她因为是“反革命家属”，政治学习不让参加。她就把我放在那里，结果她打饭回来的时候，发现我趴在泥地里，满脸、满鼻子、满嘴都是泥巴，要是她迟来几分钟我可能就被憋死了。那些人都在旁边学习，却没有一个敢过来拉。那天晚上我母亲饭都没吃，抱着我哭了一夜。
　　王金梅：后来您母亲因行军环境所困，不得不先后将你姐和你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了？
　　高凤英：是的。我姐先被放在了一个老百姓家。其实开始我母亲是准备把我放在这家的，后来知道他家本来小孩就多，又穷，怕我在他家受苦，就要把我领出来。但他家死活不让我走，因为那时如果一个部队孩子放到老百姓家，只要部队给战士发什么，就给这老百姓家也发什么，像粮食、毛巾、衣服都有，他家穷所以不愿放我。我母亲因为我小，便把我带出来，把我姐姐放在他家了，我就跟着母亲随部队走。后来，我母亲把我寄养在了另一户老百姓家。
　　王金梅：当时把你寄养在哪里？
　　高凤英：苏北盱眙县一个古城。当时，我妈通过地下党找到这户条件算不错的人家，他家没有孩子，就夫妻两人和一个老父亲，在农村来说因为人少，条件还好。后来闹荒年，村里榆树叶、榆树皮都被人吃光了，我在他们家没吃这个，因为他们有存的粮食种可以吃。不过那时农村孩子还是很苦啊，我在他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活，家里人吃的菜、猪吃的菜都是我一个人挑。所以我很能体会农村人的不易。后来农村病人来医院找我看病，我都尽心尽力，病人家属请吃饭，我也绝对不去。你想100斤稻子才七八十块钱，请我吃一顿饭花四五百块钱，要卖多少稻子？送红包我也不收。我一生当医生，很坦荡。一没出过医疗事故，二没收过红包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在他家待了几年？期间您知道自己的身世吗？
　　高凤英：大概有7年。我养父母人非常好，也没有隐瞒我的身世，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红军寄养在百姓家的孩子。他们一家待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。记得有一次，因为地主告发，说我养父母家藏了共产党，还有枪和子弹，就把我养父抓了起来。但养父为了保护我硬是不说，差点被枪毙掉。最后还是我养母花了20多担粮食才把他担保出来。
　　王金梅：在他家的这7年间，您母亲来找过您吗？
　　高凤英：没有，她后来随部队一路行军到山东、东北，敌人就紧跟在后面打，那样危险怎么可能来找我！
　　“我入党、当兵都没受到影响”
　　王金梅：您是哪一年回到母亲身边的？
　　高凤英：1949年3月我母亲从东北一路南下到合肥后，被安排在皖北行署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母亲派警卫员先后3次到我养父母家接我，我都不愿意。因为我和养父母感情很好，舍不得他们。最后还是他们亲自把我送回合肥的。为了感谢养父母对我的恩情，我回合肥后我母亲每年都寄钱给他们，也经常接他们到合肥来小住。
　　王金梅：那您姐呢？
　　高凤英：她死了，新中国成立后我妈也派人去找了，但因为我姐待的那家人得了霍乱，全死了。 　　王金梅：回来后您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了？
　　高凤英：回合肥后我母亲就送我上学了。我在合肥读完小学、初中，1958年考到合肥一中。在一中念了一年，因生病住院休学一年后转到芜湖医专（皖南医学院前身）上学，后又回合肥到安徽中医学院西医专科班学习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什么时候知道您父亲事情的？您母亲和您说过吗？
　　高凤英：我是1958年上高中之后才知道的。此前我只知道我父亲是高敬亭，被杀了，但具体怎么被杀的不知道。母亲也一直没告诉过我，因为她怕我知道事情原委后会仇恨共产党。直到我上高中后，我父亲生前的战友、干休所好多叔叔才告诉我，我父亲是被错杀的，是冤假错案。像干休二所的熊挺叔叔来我家提起我父亲的事时，都气愤地拄着拐棍直捣，说我父亲是被冤枉的。还有上海市原副市长裴先白等，都跟我讲过。
　　王金梅：裴先白也是您父亲的部下？
　　高凤英：是的，当时他是新四军四支队宣传科科长，算是有文化的。我父亲的事都是他们和我讲的。
　　王金梅：那时候在学校，人家可知道您是高敬亭的女儿？
　　高凤英：都知道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有没有因此受到影响？
　　高凤英：没有。因为当时大家心里都知道我父亲是被冤杀的。上芜湖医专时，校长就是我现在爱人的父亲，也是新四军老兵，他们都知道我的情况。那时我在班上是班长，还入了党。
　　王金梅：入党也未受您父亲冤案的影响？
　　高凤英：没有，可以说我入党、当兵都没有受到影响。入党前，支部找我谈过3次话，让我写入党申请书。我提出两点：第一，按共产党员标准一条条对照，我不够格；第二，我父亲是高敬亭。对我提出的这两个问题，组织上说，第一，不可能每个共产党员对照党章都条条符合，是要经过教育学习的；第二，你父亲的问题对你没有影响。
　　王金梅：那说明虽然当时您父亲的冤案还没有被平反，但大家心中都有杆秤。
　　高凤英：是的。就这样组织找我谈过3次话后，我写了入党申请书，之后就批准我入党。
　　王金梅：从安徽中医学院毕业后您到了哪里？
　　高凤英：我被分到四川了。因为那时修成（都）昆（明）线，沿途部队医院急需人，就从安徽、辽宁、上海、浙江、北京这几个地方的医学院要人。我被挑中分到了四川西昌的三十七医院，因为当时我是党员，他们认为我比较优秀。挑我的人和我讲，西昌这个地方气候很好，冬暖夏凉，去了之后确实是这样。后来我们医院又转到四川雅安，离成都近一些。
　　王金梅：反右和“文革”的时候，您和您母亲可受到冲击了？
　　高凤英：没有。反右我们都没受冲击。“文革”时，我母亲在省牙防所（即今天的合肥市口腔医院）任领导，当时医院有3个领导，另两个领导一人参加一派，我妈哪一派都不参加，因为参加哪一派，都要和另外一派斗。我因为在部队也没受冲击。
　　“做好脱下军装的准备
　　给毛主席写信”
　　王金梅：据说在您上书毛泽东之前，您母亲就曾萌发过为您父亲申诉的念头，后来也写过信给毛主席，您知道吗？
　　高凤英：我知道。1959年毛主席视察安徽后，我母亲曾为我父亲的问题给党中央写过一封信，但那封信未转到毛主席手上就被转回安徽省委了，我母亲还因此遭到一些人的训责。1963年开展甄别平反工作时，我母亲日思夜想就是有一天党中央能为我父亲说句公道话：“高敬亭不是反革命。”但因为之前写信遇阻，我母亲对再次向党中央申诉就心有疑虑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是哪一年为父亲的事写信给毛主席的？
　　高凤英：我最后写信的时间是1975年11月10日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当时我已经从四川调到合肥一○五医院了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是哪一年从四川调回来的？
　　高凤英：1971年。当时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，她又只有我一个亲人，便给省军区打报告，希望调我回合肥。后来省军区调令到成都军区，正好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和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是老乡，一通电话就同意放我了。那时正值林彪事件后，部队团以上干部都要学习一个星期，学完后我就办手续回来了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写信时“文革”还未结束，党内正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，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是冒了很大风险的。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给毛主席写信的？
　　高凤英：那时我正好看了一部戏叫《杨三姐告状》，对我触动很大。我想杨三姐一个农村姑娘都能把自己姐姐的冤案告赢，我不管怎么说还是个大学生，有知识有文化，为什么不能为我父亲的问题写信给毛主席呢？父亲被错杀的时候，我还没出生，我要向毛主席把这个问题问清楚。于是，我就鼓起勇气，做好脱下军装的准备给毛主席写信。当时我还和我爱人说，可能因此要倒霉。我爱人讲，怕什么，大不了回农村，我们父辈不都是从农村来的吗？我想也是，就算回农村，他有知识，我有技术，实在不行给人家看病不收钱讨口饭吃总行吧。就这样，我提笔给主席写了一封信，开始写得很长，有8张纸。我母亲看后说，你写那么长，主席哪有时间看啊？所以我就把信的内容减啊减，最后只剩不到两张纸。后来这封信是托人带到北京寄的。
　　王金梅：也是通过邮局寄的吗？
　　高凤英：是的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信封上是怎么写的？
　　高凤英：我写的是“北京市中央毛泽东主席收”。
　　王金梅：信发出后，你们等得很焦急吧，可知道一些进展？
　　高凤英：从信发出后，我和我母亲可以说是天天想、夜夜盼，那种万分焦急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。后来我听人说毛主席收到信后20天，也就是11月30日，便叫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调查我父亲的案子，并嘱“以其结果告我”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可知道是谁把这封信转到毛主席手上的？因为当时主席的眼睛已看不清东西了，刚刚做过手术。这中间肯定有人帮您转这封信，否则这封信到不了主席手里。即使到了，也不一定会看并作出批示。 　　高凤英：1975年7月唐由之给毛主席做过白内障手术，这我知道，当时我正在北京广安门医院进修。这封信最后能到主席手里，过程很复杂，确实有人帮我，但我不能告诉你，这个我和谁都不会说的！我只能说这个社会好人还是多数，人家都知道我父亲是被错杀的，他太冤了！
　　王金梅：那时四人帮还在呢！
　　高凤英：对，他们也看到了。后来12月14日，毛主席批示：请军委讨论一次，我意此案处理不当，其责任我怀疑是项英。
　　王金梅：也就是说对于这封信办理过程的每一步，基本上您都知道？
　　高凤英：差不多。1976年4月我再到北京进修，每个周末休息时我父亲生前的老部下、老战友就喊我去，还带我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去了解情况。我这才知道毛主席批示后，中央军委办公厅为调查我父亲的事，专门召开了知情老同志座谈会，我父亲生前的很多战友都为我父亲写了证明材料。
　　王金梅：应该说您父亲的那些老战友，为您父亲的平反做了很多工作。
　　高凤英：可以这样说。
　　“要不是毛主席，
　　没人能替我父亲平反”
　　王金梅：毛主席在批示中明确说，怀疑您父亲冤案的责任在项英？
　　高凤英：是的。虽然叶挺当时是新四军军长，和蒋介石一直有联系，处死我父亲的电报也是蒋介石批的，但叶挺毕竟是党外人士，项英作为新四军政委，难道会毫不知情？
　　王金梅：当时蒋介石在新四军领导人所呈电文上的批示是“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”。
　　高凤英：你想当年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都抓不到我父亲，现在白送上来，还不高兴死了。所以我父亲的死和叶挺有很大关系，但项英也有责任。现在看批判我父亲时历数他的“七大罪状”，一条都不成立。还讲他贪污军饷回家买房置地，真是可笑。
　　王金梅：主要原因是“曹杨叛变”。
　　高凤英：当时都讲是我父亲让曹玉福、杨克志投靠国民党的，哪有这个事呢？其实“曹杨叛变”我父亲事前根本就不知道，我后来听我父亲一些老战友讲，当时曹、杨跑掉以后，我父亲气得不得了，还骂了句“妈的，跑什么跑啊，有事照事讲啊”。但结果就把这个事情加在我父亲头上。你想，国民党把我父亲的父亲、哥哥们都杀了，我父亲可能投靠国民党吗？还讲我父母结婚时，炮竹纸就有一尺厚，可能吗？
　　王金梅：我看材料讲，您父母结婚时条件非常差，在一个破庙里，什么都是破的，只有一副对联是新的。而且那时也不敢放那么多炮竹啊，要是把国民党军引来怎么办？
　　高凤英：讲我父亲对中央派来的同志不尊敬，他战友后来都跟我讲，这是胡说，中央来人后，我父亲把自己的床都让给他们睡，把他们安顿好好的。不能说因为有一点不同意见就是对中央不尊重啊？我母亲讲，长征前中共（鄂豫皖省委）领导让我父亲把藏在大别山老百姓家的伤员集中起来，继续坚持武装斗争。当时困难得很，很多老兵、伤兵都是从一家一户找到治好后加入我父亲部队的。国民党又实行残酷的清剿计划，两里就设一个岗严查，不许百姓和红军接触。我父亲他们冬天没有吃的，没有穿的，但就这样我父亲部队的人数却越来越多，成为新四军成立后4个支队中人数最多、装备最强的支队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胜仗打得多，得民心。人家都讲他爱兵如子，哪怕一个战士牺牲了，他都绝对不会丢下不管。
　　王金梅：那时交通很不方便，您父亲能在失去与党中央任何联系、敌我力量悬殊的极端困难情况下，独立坚持游击战争3年之久，把红二十八军发展壮大，使大别山红旗不倒，可谓功勋卓著。不过，我也从一些资料上了解到，说您父亲有一些军阀作风。
　　高凤英：这你讲得对，我也听我母亲讲过我父亲这方面的事。那时子弹不是很缺乏嘛，一次李占彪开了两枪没打到敌人，我父亲一生气就甩了他一鞭子，骂道：“妈的，你子弹打哪里去了？”
　　王金梅：我看台湾余英时先生的书上讲，他父亲当时是岳西大别山一带的地主，也就是通过勤俭节约攒了点钱的小地主，后来红二十八军的人去筹集军饷，让他们家交两三万大洋，他家没凑到这么多钱，最后就被红二十八军枪毙了。
　　高凤英：这个我不清楚，你要到当地去了解。据我父亲战友和我说，我父亲当年在大别山群众中影响很大，他被错杀后，百姓都很怀念他。如果有你说的这种事，恐怕也是在当时战争的恶劣环境下，没办法。但你看当时肥东褚老圩子等地的大地主，我父亲都没有枪毙啊。
　　王金梅：我曾听离休老干部龚纬说，他当时在褚老圩当儿童团团长，看到了枪毙您父亲。
　　高凤英：我父亲性格很刚毅。当时杀我父亲的时候，他不服，一直讲我没有错，最后被按到水里。
　　王金梅：我看他穿军服的那张照片脸很瘦，戴个军帽，您的眉眼和他很像。
　　高凤英：我母亲说我父亲是很瘦，高个子，脸长长的，身体不好，常打疟疾，一打疟疾就用担架抬着。我父亲很好学，小时因家里穷，没念过书，后来在部队就跟郑位三他们学知识。当时他练毛笔字的纸都能堆一房间，后来他毛笔字写得很漂亮。
　　王金梅：那时在大别山区，很多人都听过“高敬亭”这个名字，但不知道人长什么样子。据说那时候国民党缉拿您父亲的悬赏告示上，名字都写错了。
　　高凤英：所以讲，为什么在大别山我父亲被国民党那么多军队围剿，最后都没抓到。当时他得不到党中央任何信息，就靠看国民党的报纸来分析形势。
　　王金梅：后来搞国共谈判也是您父亲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了，然后自己去谈的，还用的化名。
　　高凤英：谈判的时候，我父亲寸步没让。抗战中，他带着四支队在庐江、巢县一带和日军打仗，也是节节胜利，还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等。
　　王金梅：对啊，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战――蒋家河口伏击战就是他们打的。
　　高凤英：所以讲我父亲太冤了。要不是毛主席，没有人能替他平反。
　　王金梅：后来哪一年正式给您父亲平反的？
　　高凤英：1976年因为毛主席去世，他生前批示对我父亲冤案的复议和讨论被搁置下来，直到1977年4月27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才正式发出《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》。 　　王金梅：接到这个平反通知后，您很激动吧？
　　高凤英：那是啊。我是5月份被省军区和一○五医院领导喊去后，才知道我父亲的冤案正式平反了。当领导把平反通知交到我手上时，我忍不住哭了，心里百感交集。院领导就安慰我说，小高别难过了，您父亲总算平反了，这是好事，你和你母亲也应该欣慰了。到家后我激动地告诉母亲，爸爸平反了！我母亲看着盼了多年的平反通知，既高兴又难过，往事一件件、一桩桩都涌上心头。
　　“我爸生前的老战友
　　对我都很好”
　　王金梅：您父亲平反后，组织上可对你们母女给予一些照顾？
　　高凤英：平反后，很多关心我们的老同志都到我家来看平反文件，大家都为我们感到高兴。中央军委、南京军区、安徽省军区、一○五医院领导也都来看望我们，对我们母女很关心，并征求我们意见，询问我们有些什么要求。我们实事求是提出的几条意见，基本都得到了采纳。后来民政部部长程子华还专程来合肥找到我们母女，询问我们几十年来的生活情况，希望我们能正确看待我父亲的问题，还勉励我们要继续听党的话。
　　王金梅：听说您父亲平反后，为寻找他的遗骸还费了一番周折，最后是在哪找到的？
　　高凤英：我父亲当年被错杀后就葬在肥东青龙厂，当时也没有墓，所以很难找到准确的埋葬地点。为了找他的遗骨，我在肥东县人武部和我们医院领导的帮助下，曾经3次到青龙厂找当地老同志开座谈会，后来找到一位当年给我父亲抬棺的老人，按照他的指点，终于在一个三角形的水田下找到了我父亲的棺材。棺材挖出来的时候都烂掉了，我就把骨头捡起来火化了。
　　王金梅：当时您母亲也去了？
　　高凤英：没有，因为她身体不太好，就我去的。
　　王金梅：挖出来的一刹那，您应该是泪水纵横吧？
　　高凤英：心里很难过，心情根本就没办法形容，悲伤和恨都融合在一起了。我当时真是恨，这也才理解为什么我母亲以前一直都不和我讲我父亲的事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父亲火化后，骨灰安放在什么地方啊？
　　高凤英：安放在南京，开始是让安放在北京八宝山，因为太远了我就没同意。
　　王金梅：以您父亲的资历安放在北京八宝山是足够的。当时他是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，一支队司令员是陈毅，二支队司令员是张鼎丞，三支队司令员是张云逸。
　　高凤英：因为那时南京我还有个叔叔，我叔叔孩子都在南京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还有一个叔叔？
　　高凤英：是我的亲叔叔。
　　王金梅：那他也应该受到您父亲的牵连了？
　　高凤英：我叔叔叫高志强，是我父亲带出来参加革命的，我父亲被错杀后，他离开了四支队，好像到了沙家浜那一块，我母亲就和他失去了联系。解放后，他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，后来是南京八一医院的副院长。当时为了联系我们，他找了全国28个省都没找到，最后还是写信到安徽省委才找到我们。找到我们后，他就叫我到南京去。我初二放暑假的时候去了他那里，他让我到南京上学，我舍不得我母亲，就没去。我叔叔是个军事干部，性格很强硬。“文革”期间有人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批斗他，他当场就把桌子一拍，指着那些人，“你们给高敬亭定性，给他定性啊！”结果他们都不敢吭声了。当时我婶婶是南京一个大厂的书记，也因为我父亲的问题被免职了。
　　王金梅：据说您父亲骨灰安放仪式举行时，遗像还被搞错了？
　　高凤英：是的。骨灰安放时要我父亲的照片，但战争年代哪有几个照相的啊？我叔叔原来有一张我父亲的照片，后来打黄花塘的时候身上一张纸片都不给带，就搞丢了。我父亲被错杀后，身边的东西都被搜走了，我母亲也没留任何纪念品。后来是一位老同志提供了一张1938年叶挺、项英、周子昆等5人的合影，错把周子昆当成了我父亲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母亲当时也没认出来？
　　高凤英：因为时间太长了，加上我母亲父亲结婚在一起也仅有一年多，我父亲就被错杀了，所以没认出来。
　　王金梅：那后来怎么找到您父亲照片的？
　　高凤英：是在解放军陆军第61师武汉办事处找到的。该师的前身就是新四军第四支队。
　　王金梅：您父亲平反后，他生前的那些老战友都来了吗？
　　高凤英：是的。像万海峰叔叔他们都来了。
　　王金梅：成都军区原政委万海峰以前是您父亲的警卫员吧？
　　高凤英：对，万海峰这个名字还是我父亲帮他起的，他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叫毛头。所以他对我父亲很有感情，现在每次我到北京去，他都让我住他家。还有其他一些我爸生前的老战友对我都很好。其实他们是把对我父亲的感情，寄托在我身上了。
　　王金梅：他们看到您的时候，会感慨万千，这是我老首长的女儿啊！从小受那么多磨难，老首长又被错杀，而且他们中有的人还受到了牵连。
　　高凤英：有的人受到牵连，有的没有。后来离开这支部队的都没受到牵连，还在安徽这一片的就受到了牵连。像万海峰叔叔后来调到其他地方去了，就没受到影响。我父亲平反后，李先念高兴得不得了，讲我们是老朋友了，这是大好事啊。我听说后心里还很疑惑：他和我父亲当年不在一个支队啊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时李先念的部队打得没什么人了，就到红安来找我父亲。我父亲在红安有个留守处，留守处的人就和李先念讲，首长，你不要到山里去找高敬亭了，我们也是高敬亭的部队，你就在这领导我们打仗，也是一样的。
　　王金梅：李先念后来是五师政委，其实他一直有一个情结，总觉得大别山区的这些指战员们受委屈了。
　　高凤英：是啊，所以我为什么写信给毛主席，一个是为我父亲，第二个是为当年大别山区牺牲的那么多同志，还有那些受我父亲冤案牵连的同志，他们有的后来作为“高敬亭余毒”被肃清，或降职或离队，我也要为他们鸣不平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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