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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我们俄四(1)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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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5-5-9 22:01:29 |显示全部楼层
我和我们俄四(1)班张宗华    2012\07\05
我于1962年9月—1968年7月在北师大外语系俄语专业学习了六年时间,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。
1962年8月26日下午4时许,我怀揣着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走下火车,来到设在北京站广场上的北师大新生接待站。在这里我碰到了未来同班同学顾士光,然后我们一起乘校车前往学校。当校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,我心潮澎湃,激动万分。我想如果不是党的培养,我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是不可能到祖国的首都上大学的。
后来我被分在俄一(1)班,我们班共有16个人,他们是:陈昭夏,李静真,张荣兰,刘贺云,赖镜明(以上5人为女生),顾士光,顾德宝,刘宝山,杨砚庸,方义奎,王志仁,尹振水,刘吉和,张宗华,苗敬进,智丙申(以上11人为男生)。后来由于种种原因,转出的同学有:刘贺云,顾士光,苗敬进,智丙申,赖镜明,转入的同学有:孙文博,李珣,鹿健华,林锦祥。大家来自祖国四面八方:北京,上海,重庆,芜湖,秦皇岛,兖州,连云港,营口,沁县,菏泽,为了一个共同的学习目标走到一起来了。大家尽管经历不同,爱好不一样,性格各异,但是都朝气蓬勃,积极向上,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大学生的精神风貌。
由于大家的信任,我被推选为班长。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,但是我竭尽全力为同学服务,好在大家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,我与他们一直相处得很融洽,以至于他们至今仍亲切地称我“大班长”或“班长同学”,这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。当时我们班上课在文史楼一楼,男生宿舍是西北楼403,407室,女生宿舍是中南楼209室。男女同学之间需要联系,只要在楼下呼叫“403”“407”“209”,完全不需要登门拜访,非常方便快捷。为了庆祝“三八”妇女节,给女同学祝贺节日后,我们全班在主楼西边拍了一张照片,这也许是最早的全班合影。
在四年多的时间里,我们学习的俄语专业课程有:语音,词汇,语法,口语,翻译,精读,泛读等。授课老师有:张学曾、柳绿春、杨藻镜、周春祥、刘彦、徐铁男、姜励群等。这些老师业务精湛,治学严谨,带领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,成为我们的崇拜偶像。其中刘彦老师担任口语教学,他知识渊博,能把许多复杂的事情讲得通俗易懂,虽然满堂都是俄语,但是我们能跟上他的步伐,而且感到非常轻松愉悦。姜励群老师毕业于哈尔滨俄语学院,虽然没有去过苏联,但是却精通俄语,她曾经翻译过多部前苏联影视名著,我自己就看过她翻译的《办公室的故事》。在和别人讨论这些作品时,我曾经自豪地说:这是我们老师翻译的。
除了俄语专业课外,我们还开设了政治(中共党史,政治经济学,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),中文习作,教育学和心理学,体育课等。
当时我们正值20岁左右,是风华正茂的时节,同学们都珍惜这大好时光,努力,勤奋,刻苦地学习。每周只有周六晚上去学校操场看场电影,其余的时间都是在教室、图书馆、新一或新二教室里度过的,星期日成了名副其实的星期七。我曾经望着学校图书馆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这么多书,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完,如果能把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八年该好啊!”虽然大家都很辛苦,但是并不感到劳累,这大概是精神的力量吧!
     为了配合俄语课堂教学,我们每周还放映一场前苏联原版电影,如:高尔基的《母亲》、《童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,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,这不仅增强了我们的听力,而且使我们更多了解苏联的历史和现状。
     那时我们学习俄语还有一个途径,就是学习新华社编译的俄文电讯稿。当时正是中苏论战时期,其中我方重要的文章都翻译成俄文出版单行本,由外文书店发行,所以王府井外文书店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。
为了培养同学们俄语的语言交际能力,系里还在定阜大街的北校小礼堂举办了一次俄语晚会。我们班演出的节目是课本剧《丹利娅》,剧情内容说的是为了宣传革命,地下工作者把印制传单用的铅字带回家,不料遭到警察的搜查,其女儿丹利娅把字藏到牛奶罐里,躲过了搜查,最后安然无恙。当时虽然只有六个同学参加演出,但是全班同学都参与了各项准备工作。连杨藻镜老师都帮我们修改剧本,周春祥老师借给我们西服。演出结束后,我们还到位于西单的欧亚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,将那美好的瞬间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。
我们班就像一个大家庭,十六位同学如同兄弟姐妹一样生活、学习、工作在一起,和睦相处,亲密无间。有一次李珣同学邀请我们几个人到她家做客,包饺子招待我们,这在当时凭粮票供应的情况下实属不易。饭后,她还把她姐姐和姐夫在苏联留学的照片给我们看,让我们又羡慕,又感叹,我们幻想哪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那该多好啊!
由于大家基本上来自城市工薪阶层和农民家庭,经济状况大体相当,所以班风比较淳朴。那时家里每个月只给我寄5元零用钱,除了理发,洗澡和购买日用品外就所剩无几了。刚上学时,我只有一床盖被,下面没有垫被,就用灯草席子代替。几年时间我几乎没有添置过新衣服,只是买了几尺布,请学校家属服务部大妈阿姨做了一件夹克衫,作为礼服在重要时间和场合穿,但是没有人看不起,或者说三道四。其他同学也基本和我一样,杨砚庸从学校领来救济棉裤一直穿了五年。刘吉和买了一双塑料凉鞋,被大家戏称为“小资情调”。
1963年2月5日,也就是我们入学第二年,毛主席发表了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号召,我们班立即响应争做好人好事,其中最特别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时传祥式的环卫工人掏粪。虽然每次都搞得满头大汗,全身发臭,但是我们心里却非常高兴,因为我们真正实践了“把有限的生命投身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”。当时的掏粪行动完全发自内心,没有一丝一毫的“作秀”的意思。
北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,又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,其中有许多著名的风景名胜和文化古迹。我们每年组织一次全班同学外出游览,北海、长城、西山都曾经留下我们青春的脚步。但是说起来人们也许不相信,在六年多的时间里我自己竟然没有去过故宫和十三陵,一直到工作以后去北京出差,才了却以上心愿。
由于北京是首都,每年“十一”国庆节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。游行队伍由仪仗队、首都民兵师、文艺大军、体育大军作为先导,而后是群众游行队伍。仪仗队又分为国旗,国徽,年号和标语等方队。我们班李静真曾多次参加国旗方队,而绝大多数同学则参加标语方队。每年训练大约从5月份开始,一直到9月底,而且节日前夕还要利用晚上时间到天安门广场实地排练一二次。由于训练的时间长,要求高,难度大,所以非常辛苦。但是大家克服困难,认真训练,因为行进在天安门广场上,接受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是一项无尚光荣的事情。只是在新闻记录片中很难看到自己的身影,不免有一些遗憾。
除此以外,我们还参加许多其它政治活动。我们每周都要政治学习,主要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,并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。我们还经常参加集会游行,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。但是最令人难忘的还是迎接外宾活动,每当有外国元首政要来访,我们都要到沿途经过的马路两边夹道欢迎。所以我们有幸近距离见到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,如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陈毅等。1964年暑假,我还参加学校在张家口市沙城组织举行的军事训练。每天和解放军一起摸爬滚打,从而培养了我们的坚强意志和顽强的作风,能经得住今后人生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,那时学会的《打靶归来》不断鼓舞我勇往直前。
在北京,我们还有机会看到许多大型体育比赛和著名文艺团体的演出。如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期间,我们曾经乘公交车转三次车,到远离学校十几里路的工人体育馆看体操比赛。为了看南京军区文工团演出的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,中国京剧团的《红灯记》,北京电影学院的《雷雨》等剧目,我们曾经头天晚上去排队买票。我们学校还邀请陈强、张平、陈怀皑等著名演员和导演来学校做报告,使我们能亲眼目睹他们的风采。当时校话剧团还排演了著名话剧《青年一代》,这个剧告诫我们年青一代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,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,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。学校还组织我们到新街口电影院观看《东方红》、《革命赞歌》、《烈火中永生》、《早春二月》、《冰山上来客》等经典影片。
1962年我们入学时,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,经济形势逐渐好转,经过毛主席亲自批示,我们大学生每月的伙食标准也从12.5元提高到15.5元。那时由学校后勤部门把国家拨给的经费转换成饭菜票发给学生,另外学校为了培养学生自我服务能力,食堂把饭菜做好,而卖饭菜的事则由各个班级轮流值日承担。这两件事都由生活委员刘宝山负责,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,多年来没有发生任何差错。
除了学习,我们多次走向基层,深入社会,参加实践,其中时间比较长的有两次:一次是到北京郊区大兴县礼贤公社,另一次是去山西省武乡县贾豁公社。武乡是个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,当年八路军总部就设在这里。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4月,我们班和同年级其他班级在这里参加“四清”运动,前后共五六个月时间。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工作队做些文字材料工作,工作之余,与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那年春节,工作队回家过年,而我们大学生集中到公社,由辅导员张学曾带领,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。在“三同”的过程中,我们和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以至于当我们离开贾豁时,乡亲们送我们上路,走了一程又一程,眼泪流了一遍又一遍。第二天早上,我们从县城出发,乘敞篷卡车去太原,一路上我们高唱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,时值4月,天气依然很冷,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热乎乎的,晚上我们从太原转火车回北京。多年来我们在武乡传唱的一首歌经常在我耳边响起:“武乡是个好地方,青山绿水好风光,人民勤劳又勇敢,发奋图强建设家乡;革命的锣鼓响,建设的浪潮高,锣鼓响,浪潮高,武乡人民迈步向幸福的天堂!”更令我惊讶和感慨的是2009年8月,我回到了阔别43年的贾豁乡田庄村,当地的老乡们竟然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我的名字,并说出我的字体特征,多么可亲可敬的乡亲们啊!
1966年6月,爆发了文化大革命。各级领导靠边站,组织系统瘫痪,学校停课。当时我们就很不理解,为什么这么多老干部都成了“走资派”,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,我们青年学生竟然在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统治下生活了十七年。后来党中央提出串联,于是我和顾德宝,刘宝山,刘吉和,林锦祥一起到外地串联,说是串联其实就是游山玩水,我们游览了西安,成都,重庆,长江三峡,武汉,上海和南京,使我们大饱眼福,大开眼界。尽管旅途条件艰苦,吃的是食堂,睡的是地铺,乘的是简陋的火车和货船,但是我们的心情很好,因为在课堂上待的时间长了,总想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。后来回到学校,听说我们班有个别同学因为发表了对当时某些问题不同看法,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,真是为他抱不平,但是更多的是无奈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等待分配,这个时候我把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俄译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不久开始复课,我们学习第二外语—英语,初步掌握了英语的一些基础知识,这为我们班许多同学后来改教英语打下了基础。
1968年7月,我们终于迎来了毕业分配。由于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我们没有拍摄毕业照片,没有召开毕业典礼,没有举行毕业聚餐,甚至于没有相互道别就各奔东西了。我清楚地记得是杨砚庸送我到22路公共汽车站,并把我的行李运到广安门火车站托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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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学校毕业以后,我先在上海教育局6315部队军垦农场劳动锻炼,1970年7月调到安徽省长丰县中学任教。1984年1月提拔担任长丰县教育局局长,党组书记。1990年1月调至合肥市教育局,前后担任督导室室主任,普教科科长,教研室主任,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,社会职务有《合肥教育》主编,合肥市教育学会秘书长,合肥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,合肥市中招领导小组成员兼阅卷组组长。无论在什么地方,无论在什么时候,无论从事什么工作,我都告诫自己要继承北师大的优良传统,认认真真做人,兢兢业业工作。如果说我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工作,那也是北师大培养的结果。

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没有直接从事有关俄语专业方面的工作,但是我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,因为俄语作为世界主要语言之一,它确实是很美的。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文化巨匠和不朽的作品,他们整整影响了我们一代人,我们正是在这些作品的熏陶下不断成长进步的。我们班只有两个人毕业后从事俄语专业工作,一个是陈昭夏,在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情报室工作,任主任,曾经多次去俄罗斯访问交流;另一个是刘吉和,先在绥芬河中苏边境货物交接处工作,后去莫斯科从事国际贸易工作。

正因为我对俄语的特殊感情,所以我在退休后的第二年,即2005年8月,我和夫人林琴和踏上了俄罗斯之旅。在8天的行程中,我们游览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诸多景点,如克里姆林宫,红场,阿芙乐尔号巡洋舰,莫斯科大学,列宁墓,冬宫,涅瓦河等等。在去俄罗斯之前,我特地买了一本《中俄文会话手册》,所以说没有多大问题,但是听却有不少障碍。给我们作翻译的是中国留学生,看着她们青春的身影和流利的俄语,既亲切又羡慕,这不就是我们当年在俄四(1)班的情景吗?原来是一辈子学习俄语,却没有到过俄罗斯,怎么也说不过去,现在总算圆了自己多年的梦想。当时和我们同行的一对上海年轻夫妻看到这种情景,不禁问我为什么对俄罗斯有这么深的感情,当他们知道了一切才恍然大悟:原来是这么回事。

虽然毕业以后,我们班同学各奔东西,在水一方,但我仍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和几位同学取得了联系,有些同学还见了面,如:陈昭夏,李静真,顾士光,顾德宝,刘宝山,刘吉和,孙文博,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李静真和刘吉和两位同学。以前我听说李静真从齐齐哈尔调到成都,1987年我到成都开会,顺便到成都教育局人事处查寻,却无任何记载。然后我又去成都公安局口卡处查寻,这才知道她原来在成都科技大学外事处中国文化教研室工作,当我出现在他们办公室的时候,她感到非常吃惊,竟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2005年我去俄罗斯旅游,到达莫斯科住进宾馆 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,我立即给刘吉和打电话,由于第二天我们要去圣彼得堡,没有及时见面。从圣彼得堡回来我就在旅游车上通过导游不断和他联系,我们终于在宾馆前面的广场上见面,虽然过去了几十年,但是我仍然能一眼就能认出他,我们在一起谈了很久很久。

我在长丰县和合肥市工作期间,顾德宝,李静真和同年级的杨盛忠,王烈宣,费蕴莲,曹巧云都曾经到这里来看我,我和同在合肥工作的杲德林都给与热情接待,并安排他们到本地和黄山游览。当年顾德宝在山西煤矿上的学校工作,后来我通过北师大历史系同学范锦章将他调到安徽省泾县工作,这件事微不足道,但是顾德宝却一直记着这件事。

我虽然离开学校多年,但是我几乎每一二年都要利用出差北京机会,顺便回母校看看。其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:第一件事,我曾经到我住过的西北楼407室,坐在我以前睡过的床上,回顾一下当年的情景,以至于现在的同学不知怎么回事,等我向他说明原委后,他才恍然大悟,为我这位学长的深情所打动。

第二件事,我去看望姜励群老师,她激动不已,硬要留我吃晚饭,我们俩还特地到图书馆前面广场合影留念,那天我们聊得很晚。

2002年9月8日是我们北师大100周年华诞,我又回到母校,见到了许多老同学,但是我们俄四(1)班却只有我和陈昭夏,孙文博三个人,也许是信息不畅通原因所致吧。在校庆期间,由于杨藻镜老师的推荐,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大会,见到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。中午全年级在北太平庄饭店聚餐,晚上李庆云在北大设宴招待我们。晚饭以后我和陈昭夏一起去看望柳绿春老师。当年她教我们俄语课时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,如今已经是年近七十岁的老人了。

据我所知,我们俄四(1)班同学既没有人担任高官,也没有人特别富有,但是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扎扎实实工作,默默无闻奉献,不断为共和国的大厦添砖加瓦,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这也许就是俄四(1)班精神写照吧!

我们在俄四(1)班这个集体中生活学习了六年,这在人生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,但是它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,让我们永远记住它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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